不是骚动，而是一种极微妙的、难以命名的紧绷。这里的学生太熟悉地缘政治，太熟悉台海、印太、战略竞争、民主防线、红线、灰色地带这些词。可她说“我是大陆人”的时候，用的不是智库报告里的腔调，而像是在介绍自己从哪里来，像是在说一个人和饭桌、亲戚、旧电视之间的关系。
“我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每天都准时看《海峡两岸》。”
她笑了笑：“小时候我不太懂，为什么一个老人会那么准时地坐在电视机前，像等一封永远不会迟到的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的叔父在四十年代随国军去了台湾。从那以后，死生不复见几十年。”
她说出“死生不复见”时，声音轻了很多。屏幕没有再切换幻灯片。她身后只剩一片深蓝色背景，像安静的海。
“直到八十年代末，两边才恢复通讯。那时候，很多人的亲情已经被时间磨得很薄，但还没有断。爷爷晚年终于去了台湾，看他的叔父。叔父已经九十岁了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想象那顿饭。
“两位老人一起吃了饭。”
没有煽情，也没有音乐。只是这一句话，却让台下许多人忽然明白，她前面讲的土壤、岛屿、港口、甘蔗和山脉，不只是论文里的对象。它们也长在她家族沉默了几十年的裂缝里。
“因为我是做农业研究的，所以我的目光很自然地会落到餐桌上。”
她微微低头，看了一眼讲稿，随后又抬起眼睛。
“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在彰化吃控肉饭。那一刻我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它和山东的把子肉好像有亲戚关系一样。肉的形状、卤汁、米饭、配菜，以及那种把一块肉郑重地安放在饭上的方式，都太相似了。”
台下有人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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