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三人得知，男学生是官二代，他爸爸还真在市里有那么个一职半位。
男学生的家属很快报案了。在严打高压下，任何涉及抢劫的风吹草动都被当成大案，公安机关反应极快，三名少年很快被抓获。
那一年，赵宗十五岁。
他爹撒手早，在他十二岁那年得肝癌去世。他老娘没什么文化，是国棉厂的女工，经常下海捡煤核。锅炉房烧煤后，没完全烧透还能再烧的黑煤块混在炉灰里被倒掉，等退潮时，去海边滩涂，从冲上来的煤渣里捡没烧透的煤核。这就是他老娘干的活。
他家穷，严打时想请律师难，更不用提那时人们基本没请律师的概念。
赵宗一进派出所大门，直接被铐上手铐。所里贴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，墙上还挂着最近公判大会的照片，审讯简单粗暴，笔录很快就做完，重点强调三人共同抢劫，赵宗被定性为共犯行为。
他在所里对所有民警大喊，抢钱的不是他，他甚至给了那男学生钱。
随即警棍的几下痛击，他一声也吭不出来了。
在这种高压、从重从快的氛围下，许多轻微或边缘案件被升级处理。
他被判了五年，小四眼还有胖子判了八年。曾经最常见的震慑手段是游街示众，后来法律禁止了，但现实中仍有残留，再加上那男学生家里有关系，他们被五花大绑放卡车跟前，警车在前面开道，沿着城市主要街道缓缓行驶，车上广播他们的罪行，街坊邻居们都出来看，那时候的赵宗还是个孩子，这种公开羞辱像根毒刺深深攮进他的心脏，血流不止。
后来赵宗老娘没放弃，在上高中的赵宗的姐姐赵燕的帮扶下，不断写申诉材料、找关系、跑法院和检察院，说赵宗是个未成年，这样量刑太重了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原判决被改判为拘役九个月。赵宗实际服刑约两年后释放。
出狱时，赵宗十七岁。
有案底的人在正规社会混很难，在黑社会却是一种资历。他在狱中结识了一群朋友，这些狱友后来很多都在他的手下办事，成为他涉黑集团的骨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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