店里的辣椒片是义大利式的，薄薄的、乾乾的，撒在面上只有一点微辣，和母亲做的油泼辣子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她想找那种粗粒的、红艳艳的辣椒面，秦椒磨的那种，闻起来就呛鼻子的。她记得来的路上看见巷口有一个小市场，也许那里会有。
但她打开钱包的时候，里面只剩下从家里带来的两百块人民币。到了台湾以後，她没有花过一分钱，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。吃住都在店里，用的东西都是婆婆买的，她甚至不知道一包辣椒面在台湾要多少钱。
她站在房间里，拿着那两张红色的钞票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她不知道该跟谁要钱。
跟李明要？他每天在店里忙，钱好像都是婆婆在管。跟婆婆要？她张不开那个嘴。她从小在杏花村长大，家里穷，但她从来不跟人要东西。要吃的自己种，要穿的母亲缝，要花钱的时候——其实也没什麽要花钱的时候。
她把钱放回去了。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李明递给她一个信封。
「妈说这个月的零用钱。」他小声说，趁婆婆去厨房盛汤的空档。
晓梅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两千块台币。她不知道两千块台币是多少，但那几张钞票薄薄的，轻飘飘的，躺在信封里像几片树叶。
「零用钱」。这三个字在她脑子里转了好几圈。她二十岁了，嫁了人了，在店里从早干到晚，拿到的叫「零用钱」。不是工资，不是薪水，是零用钱。像给小孩的。
她把信封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没有说谢谢。
隔壁开五金行的陈太太是第一个来「关心」她的人。
那天下午休息的时候，晓梅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透气。巷子里很安静，对面的洗衣店还没开门，一只橘色的猫趴在机车座垫上睡觉。她正看着那只猫发呆，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从隔壁走过来，手里端着一杯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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